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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音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

乡音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

有个女孩,从小在西安长大,听惯了秦腔,但从来都不喜欢,总觉得那聒噪而粗粝。当她在南方读完大学第一学期回老家,在大街上又一次听到有人唱秦腔,让她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,那一刻竟然感觉分外亲切。 我很理解,因为这种感觉我也有过,甚至更强烈。在我读大学的年代,长途电话都打不起,入学后在厦门熬了五个月,终于在一天黄昏赶到吴淞码头,在候船室里听到熟悉的乡音,心里涌起难以言喻的万般滋味。 在这个高速现代化的时代,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,并且是加速沦陷。前一阵回乡,母亲还对我说:“用不了二十年,我们这村里大部分房子都会人去楼空。”用不了多久,就算回乡来,乡音也会日渐稀少。 也因此,这次到义乌、金华访谈,婺州方言馆是我最想去的地方。毕竟,城市高楼、名胜景点到处可见,但像这样致力于保存方言的文化空间,实在屈指可数。 既然叫“婺州方言馆”,记录的就是金华(古称“婺州”)当地的方言文化。寻常的一个灶台,从灶、锅、饭甑,到淘米箩,不同的百姓日常生活物件,都详细列出了在金华十县(金华、义乌、东阳、永康、兰溪、浦江、武义、磐安,再加已撤销的汤溪、宣平二县)的名称,且在旁摁键即可听取各地原汁原味的发音。 这里是南部吴语区,词汇、发音和我老家崇明方言(属于吴语最北一支了)虽有所不同,但依稀还是能听懂。屋内的各种陈设,从木柜到木床,也大同小异,不时勾起我儿时的记忆。 这些老物件,直到不久之前,在乡间都是最为常见的,但随着年轻一代脱离农业生活,就迅速被弃若敝履。虽然这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现代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一幕,但在我们这里来得格外猛烈,而这些传统生活的痕迹也被清除得更为彻底。 这甚至还不是最难保存的,因为相比起有形的遗存,无形的文化遗产往往连消失都无人留意。馆内特意辟出两间,都是本地各种俗语、童谣、民间故事,那是无数人小时候听惯了的,但对如今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一代来说,正在变成过往的传说。 所有这些展品,或是村里捐出来的,或是馆长王洪钟从乡间搜集来的。多年来,他们夫妻俩几乎每到周末就驱车去周边乡村踏访,更不用说他在浙江师范大学还要带学生深入乡间做方言调查,那都是第一手的材料。 说起来,这样的田野调查也是方言研究必不可少的,不止他一个人在做,甚至也不止国内学者。日本学者秋谷裕幸对这一带的方言就有深入研究,还有人调查金华道情,这种说唱艺术与“变文”一脉相承,当日本人想要了解本国已失传的“变文”是什么样貌时,只能来金华民间寻觅。恐怕用不了多久,新一代人想知道我们曾经的乡土传统是什么样,也只能来婺州方言馆了。 我知道,要做这样一个馆,肯定很难,但听他说了,才知道比我原先想的更难。 别的不说,光是选址就很费心。这些年来,他其实看过不少古村落,不乏山水好、也有人文历史底蕴的,但谈下来却一次次都挫败地发现,那些村子对他搞个方言馆兴趣不大,想的都是最好商业开发成高档会所来赚钱。只有武义范村,对他的设想很感兴趣,双方一拍即合。 范村因范仲淹的族人在此聚居而得名,自元代迁居至此,已有七八百年之久,现在村里还有宏大的范氏宗祠。想必也是因为范文正公的教诲,子孙格外注重文教,村里居然还有一座文昌阁,这一般都只有在县城才有,而范氏族人当年为了修造它,三代人花了八十年时间。 婺州方言馆所在的宅院,就是清代本村儒生范峻明旧居。虽然村里爽快签了15年租约,除了每周五天开放之外,也没提多少要求,但光是把这样一个废弃多年的冷清老宅收拾干净,可想就要耗费多大精力了。王洪钟说,他现在除了在校授课之外,基本都在这里,因为要维持开放,至少得有人在吧,这样一来,他的闲暇时间也几乎都被占满了。 在他这家婺州方言馆去年9月23日揭幕之前,国内不是没有方言馆,但要么是以“语言博物馆”的形式(如南宁、长沙、太原),要么是像贺州语言文化博物馆那样,放在贺州学院里,并不完全对公众开放,像他这样完全民间自主运作的,放眼全国,独此一家。 做这样一个方言馆,他自己投入不少,但没申请一分钱经费。这不是因为他有钱,而是因为他不想受牵扯——毕竟“拿人的手短”,但凡花了经费,就得按相应的要求来,有填不完的表格和无休止的考核。他在大学里待了一辈子,太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了:“很多课题都免不了被催迫,人就会处于持续焦虑之中,很难按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来。”而他这一次,就是想“按自己的节奏来”。 如果不是热爱,也确实很难支撑得起来。婺州方言馆无疑需要不少投入,但它不收门票,方言知识讲解也都是免费的,因为这个馆本来就有科普性质。然而,王洪钟也说,附近一家饭店墙上装点的方言词虽然不准确,普通人却反倒更有可能对之饶有兴趣,因为它没有冷僻字,还显得“好玩”,当然更不必说开一家饭店可赚钱多了。 有一点,他也感到疑惑:“方言里的一些俗语,大多诞生于传统农业时代,到如今已经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不完全匹配,要不要保留,这也是问题。” 我想,所谓“传统”和“现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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